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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趋势与规律

2019-11-28 09:49:42作者:王宗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当代俄罗斯文学,尤其是20—21世纪之交的文学,与19—20世纪之交的文学一样,正在经历着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19—20世纪之交的文学是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催生出气象万千的白银时代。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同样是各种流派思潮云集,这是否也预示着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到来?为此,首都师范大学王宗琥教授近日邀请了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和当代文学进程教研室两位学者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格鲁布科夫教授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著有《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20世纪俄罗斯文学——分裂之后》等专著36部,克罗托娃女士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新秀,她的新作《当代俄罗斯文学: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下面就是三位学者关于俄罗斯新时期文学的一席谈。

  新现代主义:最有价值的文学流派

  王宗琥:当代文学是个比较难谈的话题,因为叶赛宁说过,“面对面看不清脸,大东西需要拉开距离看”。但是无论如何,当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二位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请谈一下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规律。

  克罗托娃:从当今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有三种主要的流派: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最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发展中。它起源于60—70年代之交,当时后现代主义是非常边缘的文学现象,很多作品没法公开发表。很难想象当时最著名的两部后现代主义作品——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1938—1990)的《莫斯科—佩图什基》(1969)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1925—1997)的《与普希金一起散步》(1975)居然能发表出来。八九十年代的后半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勃兴期,代表作家是弗拉基米尔·索罗金(1955— )和维克多·佩列文(1962— )。90年代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最主要最鲜亮的文学流派,其美学的一些原则被视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风尚。

  到了2000年,后现代主义开始式微,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

  格鲁布科夫:我认为,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1951— )在2000年发表的小说《野猫精》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娅从内部摧毁了后现代主义原则,将其美学原则本身作为解构对象。

  克罗托娃:这类作品的出现表明后现代主义美学已经日薄西山。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就彻底退出文学了,它仍然留存于文学进程当中。即便是今天,后现代主义仍然有代表作家,比如索罗金和佩列文。但是2000年之后,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已经停止发展了。当今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最有价值的文学流派当属新现代主义。

  格鲁布科夫:我插一句,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新现代主义这一提法是克罗托娃女士的首创,她的专著就叫《当代俄罗斯文学: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目前这一提法已经成为概念。

  克罗托娃:那么,新现代主义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我们知道,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倾向诞生于19世纪末,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布留索夫(1873—1924)等作家创建了与现实主义相悖的现代主义世界观——大家知道,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其著名的文章《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中将现实主义称为“僵死的实证主义”。现代主义者指的是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象征主义者、阿克梅主义者、未来主义者,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如布尔加科夫(1891—1940)、扎米亚京(1884—1937)、普拉东诺夫(1899—1951)、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皮利尼亚克(1894—1938)。他们的作品的确表现了艺术思维的新原则。那么,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二者思维有何不同?

  按照现实主义艺术思维的原则,人是环境的产物。所以现实主义作家感兴趣的首先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层面,这一点正是俄罗斯经典文学(托尔斯泰(1828—1910)、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屠格涅夫(1818—1883)、冈察洛夫(1812—1891)等作家)和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特征。而现代主义思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关注的是超越时空的存在层面。如果说现实主义者思考的是社会问题,那么现代主义者思考的则是永恒的问题,例如人与上帝的问题、信仰与虚无的问题、创作问题和爱情主题。当然还有道德问题——善与恶的问题,这些都和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无关。现代主义意识关心的是对某些人类存在的总体原则的探寻和思考,所以这一原则也被称为“普遍化原则”。现代主义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的自身、人的本质,而不是某种社会环境中的人。当然,这不是说它不关注具体的历史或社会层面,只不过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超越时空的、存在的意义。我们看到,像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奥列沙(1899—1960)、扎米亚京等作家都是这么思考和创作的。

  普遍化的原则在20—21世纪之交的新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占据了首要位置。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使用这一原则来思考现实。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聚焦于个体和社会的相互关系,那么新现代主义者则深入到存在和本体的层面,关注那些对人类永远重要的问题。那么,哪些人最有资格被称为新现代主义作家呢?他们是叶甫盖尼·沃达拉兹金(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1964—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新现代主义艺术思维的原则在他最近10年的创作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表现,1963— )、米哈伊尔·希什金(1961— ),以及米哈伊尔·格鲁布科夫(1960— )。格鲁布科夫在俄罗斯和中国是以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文学研究家被知晓的,但是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作家,是长篇小说《米乌斯卡娅广场》(2007)的作者。这部作品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典型的新现代主义小说。

  格鲁布科夫:现在我成了一条鱼,而克罗托娃女士则是鱼类学家。

  克罗托娃:我们以沃达拉兹金的长篇小说《拉夫尔》(2012)为例,来说明新现代主义的艺术原则是如何体现的。作家在小说中融入了不同时代(中世纪和现代)的现实,他要证明,人并不是那么强烈地依赖历史或社会环境,而且它们也并不能决定人的个性,所以不应在历史或社会环境里去寻找关于个性构成、人的命运以及存在的意义的答案。《拉夫尔》的主人公——阿尔谢尼亚和乌斯季娜生活在15世纪的古罗斯,但是当代世界的现实却突然闯入了中世纪的现实当中。例如他们在林中漫步的时候,在陈年腐败的树叶底下找到了一个塑料瓶子。沃达拉兹金运用了有意混杂不同时代现实的艺术手法,目的就是要让小说中的事件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他试图证明,人的个性几百年来很少改变。人的本质一如既往,无论是住小木屋还是高楼大厦,穿长袍还是西装,在桦树皮上写字还是用电脑打字。可见新现实主义者关心的不是社会层面,而是本体的、人类本质的层面。

  存在的层面高于具体历史层面,是新现代主义作家共同的创作原则。例如《米乌斯卡娅广场》写了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20世纪30年代初、悲剧性的1937年和20世纪50年代初。作者对每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对历史和社会状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但是小说的主要基调是新现代主义的:对格鲁布科夫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普遍的、存在层面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人的灵魂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善恶问题。作家想要思考这些历史事件的深刻道德根基,他想知道,恶在人的意识和历史发展中是如何起作用的。这种思考历史的方法就是新现代主义的方法。瓦尔拉莫夫的《臆想之狼》(2014)也展现了新现代主义原则。

  格鲁布科夫:小说标题的形象,绝对是新现代主义的。“臆想之狼”——这个词组来自东正教的祷告语,用于圣餐之前。这一形象象征着隐藏在人意识中的恶的力量,它常常摧毁个体,有时甚至控制历史进程。当然,对瓦尔拉莫夫来说,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历史,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的本质差异

  王宗琥:克罗托娃女士,请您谈谈新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现实主义作家也常常诉诸普遍性的问题。

  克罗托娃:当然,在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永恒的问题也是存在的。让我们以19世纪作家为例,难道说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不讨论超越时空的问题?难道这些作家不思考爱情、上帝和信仰?毫无疑问,他们也思考这些问题。但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同样也包括新现代主义)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尽管他也关注存在层面,但是根基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他们在作品中当然也会上升到普遍性的层面,但是他们思考的出发点正是具体的历史及社会环境。而对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来说,具体历史的东西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王宗琥:为什么我们要用“新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是20—21世纪之交现代主义的回归呢?

  克罗托娃:这个问题涉及文学发展的规律。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现代主义在俄罗斯是19—20世纪之交和20世纪前几十年的文学现象,之后其发展遭到阻隔。我们知道,1934年召开的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作家创作的基本方法,这样一来,现代主义就被“驱逐”出官方承认的文学,其积极发展的良好态势被人为中断。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发展总体上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只是到了90年代初,现代主义倾向才在文学中重新冒头,并在随后的30年间得到迅猛发展。但是否能说20世纪末的现代主义就是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的回归?100年前形成的现代主义规则是否能够原封不动地重现于当今的文学?我认为不可能。因为今天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19—20世纪之交和20世纪初,社会结构不同,文化格局不同,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新时代提出“新现代主义”是恰当的:现代主义规则在结合了20世纪的总体文化、文学和社会历史经验之后,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

  例如,新现代主义必然会借鉴20世纪90年代繁荣起来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20—21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大作家没有谁能够无视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因为它确实影响广泛。你可以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方法,也可以拒绝,可以认同它的原则也可以坚决反对,但是你不能对它视而不见。新现代主义作家必然会考虑后现代主义的经验,譬如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技巧和手法。这样的手法我们在很多新现代主义作品中都能见到,所以从新时代的角度我们完全有权利提出新的术语“新现代主义”,这是一种独特的现代主义,是融合了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宝贵经验的现代主义。

  格鲁布科夫:我完全赞同。新现代主义作家和现代主义作家相比拥有全新的历史和文学经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新现代主义作家对一些重要主题的理解也是不同于前人的,比如说时间主题。在现代主义文学里根本不可能如此自由地运用时间。沃达拉兹金的《拉夫尔》就完全取消了时间。一句话以古俄语开头,接下来却是当今的行话俚语。这部小说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主人公阿姆布罗卓被土耳其马刀砍中,行将死亡,一个天使飞到他身边,要取他的灵魂送往天堂。但阿姆布罗卓在高空中看见另一个天使坐在直升机上。这关联到另一个场景,发生在当今的圣彼得堡,正在对亚历山大纪念柱顶端的天使进行修缮,这个天使用十字架保佑着冬宫广场。而这两个场景之间相隔500年,但是在某一个点上它们处于同一时刻。所以“取消”时间是新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

  王宗琥:那么空间呢?是否可以说在新现代主义小说中空间也消失了?

  克罗托娃: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希什金的长篇小说《书信集》(2010)。

  格鲁布科夫:没错,在这部小说中俄罗斯和中国不再遥远,完全可以说没有空间的限制。与在《拉夫尔》中一样,在巴勒斯坦和圣彼得堡发生的事件构成了某种时空连续统,出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幻觉。这是新现代主义艺术思维的重要特征。

  王宗琥:那么在艺术手法上,是不是可以说,新现代主义吸收了各个艺术体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元素?

  克罗托娃:对,正是这样。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现代主义艺术技巧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在文本中糅合不同的视角。这一手法来自现代主义作家(比如皮利尼亚克(1894—1938)),它在新现代主义小说中得到了发展。现代主义重要的原则——想象与荒诞的形象在新现代主义文本中也得到积极运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也许是格鲁布科夫教授的《米乌斯卡娅广场》,小说的第二部分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鲁伊斯,实际上是暗黑之神。瓦尔拉莫夫的《臆想之狼》也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读者能够读到一些神秘的预兆、颇具深意的巧合,以及人物命运的神秘转折。神秘主义是瓦尔拉莫夫艺术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说明了作家创作意识的新现代主义指向)。

  现实主义文学为何重现往日辉煌

  王宗琥: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是否能够明显感受到它们和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的联系?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当今文学中是否有继承?如果有,那么又是怎么体现的?

  克罗托娃:这是毋庸置疑的。前面我们谈到,当代俄罗斯文学有三个明显的流派,其中第三个就是现实主义流派。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传统在这个流派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大行其道,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人皆知。之后在19—20世纪之交现实主义的地位有所动摇,因为现代主义开始引领文学风骚。但是,现实主义并没有从文学中退出,而是继续积极地发展着,另外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以扎米亚京、扎伊采夫(1881—1972)、什梅廖夫(1873—1950)和阿·托尔斯泰(1882—1945)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

  20世纪我国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线的,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20世纪下半叶的农村小说、战争文学、集中营文学等。

  20—21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文学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不断产生新的艺术成就。它不仅存在于老一代作家(即从20世纪中叶开始创作之路的作家)的创作中,而且也见于新一代作家(从20世纪80—9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的创作中。老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有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拉斯普京(1937—2015)、索尔仁尼琴(1918—2008)、马卡宁(1937—2017)、叶基莫夫(1938— )等,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有尤里·波利亚科夫(1954— )、扎哈尔·普里列平(1975— )、罗曼·先钦(1971— )、阿列克谢·伊万诺夫(1969— )、叶甫盖尼·格里什科维茨(1967—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1943— ),还有近年来刚步入文坛的古泽尔·雅辛娜(1977— )。

  乍一看,现实主义在当今的重要性让人惊讶,因为近几十年的文学产生了大量全新的艺术手段,当代文学中最风光的当属后现代主义。那为什么21世纪初有如此多的作家转向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为什么现实主义文学会重现往日辉煌?

  原因在于,现实主义方法是最适合分析社会问题的创作方法。作家要想研究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必然要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体系。因为现实主义就是要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那么在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作品中是否可能存在社会分析?当然可能,但是微乎其微。前者的目光是解构的目光,以解构的形式来折射现实,经常将现实的现象进行变形。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美学中很难进行直接的社会分析。对后者来说,思考社会生活也不是其主要任务和目的,其目光投向的不是具体的时代,而是永恒。而现实主义作家的目光正好投向对社会生活的分析,不管是当代社会的问题,还是遥远的未来的问题。20—21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艺术体系正是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格鲁布科夫:克罗托娃刚才讲了对传统的继承,我想谈谈当今文学对传统的反叛。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当今文学发展的模式,就会发现它和从前不太一样。让我们尝试去分析一下当代文学生活所处的全新环境。也许它们开始形成的那一时刻,可以视为当今文学发展的起点,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呢?

  首先,这一环境的特点是,文学和国家、文学和政权之间的关系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这一关系可以界定为相互的冷淡和疏远。其次,文学中心主义地位的丧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几十年前它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还不可撼动。作家们也风光不再,他们在苏联时期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苏联作家扎雷金一句话就可以阻止引北方河流入中亚的宏伟计划,可惜,如今作家从生活导师变成了一个被文学奖项和运气、市场和低俗读者牵着鼻子走的人。现在作家已经无法依靠创作来维持生计(只有极少数人例外),这让创作不再是一个职业。

  王宗琥:现在文学在俄罗斯普通人生活中的影响力怎么样?还有人阅读文学作品吗?

  格鲁布科夫:如今文学发展的态势是读者群体在急剧减少,阅读不再受到推崇,书籍也没人讨论,也不对社会情绪产生影响。阅读变成一件私事,完全不是必需之事。俄罗斯中小学文学课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出版业完全商业化,出版人变成了商人。文学屈从于商业法则,市场成为书刊检查的主体,这种改变非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创作自由的范围。还出现了一种文学现象,就是创作一些经过炒作而大卖的系列作品(没有系列作品,作家很难生存下去),与作家签订条件苛刻的合同,让他们每年写一本书,有意炒作某些作家,不管他们的作品质量如何。

  此外,文学批评的水准也大幅滑坡。现在的批评家不是文学读者的代表,而是商品推销员和广告经纪人,不遗余力地推广某家出版社或者某个作家的产品。“为金钱而阅读”的说法不久前还被视为笑话,现在已完全是现实了。批评家也是一个职业,为什么不能为金钱而阅读?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他们怎么能代表大多数读者的看法?可是没办法,那些著名批评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转向过去:新复古主义、重写和反思

  王宗琥:您认为当今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哪个方向是最重要的?

  格鲁布科夫:我想,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转向过去。在这方面文学展现出极其多样的转向形式。其中最为现代而且最具创新特征的是新复古主义,它指的是,作家通过揭示俄罗斯生活亘古不变的特性来模拟未来的图景。这些特性在数百年之后依然不会改变,如托尔斯泰娅《野猫精》中描写的那样,即便是莫斯科在技术革命之后被抛回史前时代,仍然能够发现某些超越时空的民族特质。索罗金以另外一种方式诉诸新复古主义,他塑造了俄罗斯中世纪的形象,并且将其限定在不远的将来。未来的形象是极其矛盾的:主人公开着氢气发动机的汽车,电视被立体全息图像取代,在墙皮脱落的9层楼里电梯停用,迎送人们的是家用机器人。然而社会组织的方式几乎是中世纪的:君主专制,禁卫军惩戒制度,病女人和疯子成为民间最有威信的人,广泛使用鞭刑惩戒罪孽。索罗金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作品——《特辖军的一天》(2006)、《砂糖城堡》(2008)、《暴风雪》(2010)和《碲钉国》(2013)里,就广泛地运用了新复古主义。

  文学转向过去的另一种形式,大致可以称为“重写”。这是将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进行特殊的文学翻拍。例如,先钦的小说《洪水区》(2004)就是对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1976)重写的产物。他以记者的冷静和客观的视角,用最新的素材(西伯利亚的农村至今在不断地沉入为了保障铝厂发电而修建的水库底部)重现了拉斯普京创造的俄罗斯大西洲神话的具体历史现实。这确实有些吊诡,因为文学通常都是先对历史进程进行思考,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将其神话化,成为民族思维的一种模式。但是先钦在这部作品中以未来者的眼光,再现了21世纪西伯利亚生活的历史情况(这一情况自拉斯普京的小说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并展现了被作家提高到民族神话层面的现实。

  尤里·波利亚科夫最近两部小说都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变化时代的爱情》(2015)和《苏联的快乐生活或性》(2019)。然而,这两部小说反思历史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在前者中,作家揭示了过去——80—90年代之交的“变化时代”与现在之间的悲剧性鸿沟,指出现在已经完全拒绝从前天真烂漫年代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幻想,作家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性没落。在后者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苏联最后10年的讽刺性美化。主人公是一个厌倦了自己6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老头,带有作者波利亚科夫明显的自传性色彩。这里既有无情的自我讽刺,也有迫害“俄罗斯党”德高望重的作家科夫林金的故事,不难猜出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索洛乌欣(1924—1997)。从体裁上看,这部小说类似于卡塔耶夫(1897—1986)的《我的钻石王冠》(1978),这是一部在数十年后反思20世纪20年代文学状况的小说,其中的人物都有真实原型。波利亚科夫这部作品也是这样,他本人也承认,小说里几乎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他的确当过作协党委书记,奉命惩罚一个失势的作家。他只是略微改变了自己的名字:小说中叫波鲁亚科夫,当时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博文在小说中名为沃文,等等。小说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展开充满戏剧性的迫害作家的故事,作家对那个时代及其特征的描写却异常生动,让人怀念。

  也许,正视和反思历史是当代文学一个最显著的倾向。瓦尔拉莫夫的新作《我的宝贝巴维尔》(2018)也是在讲述与波利亚科夫作品同时代的故事,即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生下乡帮农民挖土豆的场景。他的前一部作品,尽管在艺术观念和风格上与这一部大相径庭,但也是在书写过去,展现作家本人对白银时代的理解。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可以被称作“文学回顾”时期,它至少代表着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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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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